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这是近九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中第六次提到转基因技术。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等专家认为，九年六次提转基因技术传递的正是中央持续鼓励转基因科研，探索其商业化道路的信号。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表示，中国已经建立了跟国际接轨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技术规程体系和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这套体系覆盖了转基因从研究、实验、生产、加工、进口许可到产品标识的各个环节。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肯定要依法给予严厉处置。

    转基因管理现状：

    三大问题集中爆发

    近年来，转基因违规事件屡屡曝光，转基因生物安全的防线是否失守？

    事实上，我国对转基因科学研究试验以及生产上有一系列严格的制度和审批流程。2001年起实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是目前转基因科研以及商业领域必须遵守的准则。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出现转基因管理“乱象”的原因是违规违法成本低、监管力量薄弱、审批流程冗长三大问题的集中爆发。

    ●违规违法成本低

    在海南南繁育种基地发生违规种植转基因作物事件后，海南省农业厅科教处处长吴琼泽感叹，按照目前有关法规规定，对于违法违规开展南繁转基因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仅处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震慑实在太小。

    专家表示，由于转基因作物和加工品难以肉眼识别，不少企业和个人借此非法牟利。河北秦皇岛一家粮油外企的左姓销售人员向记者透露，一些酱油生产厂商上门收购转基因豆粕，为的是降低生产成本。

    ●监管力量薄弱

    对于违规行为的监管，海南省陵水县农业执法部门一位负责人表示，以转基因育种为例，由于试验材料数量巨大且调运频繁，而执法队伍人手不足，抽样覆盖面小，难以满足全面监管需求，无法形成常态化监管。同时，管理体制上也存在一些无法理顺的难题。

    ●审批流程冗长

    审批流程过于繁琐也成为一些科研单位从事转基因违规行为的动因。叶水烽透露，国家对转基因试验每个环节都要严格审查，但审批每年只有两次，材料报上去一般要两个月才有结果。如果审批不及时，导致试验跟不上季节，很可能影响试验结果。“有的单位怕审批时间长，就提前开展试验，这就是违规的了。”

    黄大昉表示，我国转基因品种安全审定的程序太长、过严。一些品种拿到了安全证书，但品种审定一直没有完成，这不是因为安全问题而是管理程序问题。“不加快突破管理上的瓶颈，发展很难在短期实现。”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郭安平说，筑牢转基因生物安全屏障需要在安全管理上有所突破，一方面要加强具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建设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层面的立法和行政审批改革，对于重大试验项目应确保优先受理审批，提高行政效率。

    中央农办：

    支持抢占技术制高点

    韩俊在3日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央一号文件进行解读。他表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是我们一贯的政策，支持科学家抢占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制高点。

    “我国转基因研究不应落后”

    韩俊说，中国在转基因领域起步较早，虽总体上跟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有明显差距，但在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等领域处在世界领先水平。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人多地少，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越来越强，在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方面我们不能够落伍，这一点是明确的。

    韩俊表示，我国现在已经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棉花和木瓜，同时，批准进口了一些国外的转基因农产品，主要是大豆、油菜籽、棉花和玉米。去年我国进口的大豆超过7100万吨，大部分是转基因的大豆。

    陈锡文表示，中央一号文件6次提到转基因，足以说明作为前沿技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应该在这方面落后，国家应该继续支持科学技术界继续研究。同时，他说，2011年和2013年没有提到转基因，并不代表我国的转基因科研进程因舆论压力和“反转呼声”中断。

    “反转”呼声对科研产生了影响

    事实上，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被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断超越。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前所长、研究员黄大昉介绍，1997年至2001年，我国大力推广转基因抗虫棉花，种植面积居世界第四，在之后的2003年、2006年，我国转基因作物面积先后被巴西和印度超越。截至2014年，我国转基因作物仍限于棉花和少量番木瓜，总面积约390万公顷，与南美巴拉圭种植面积相当，并列世界第六。

    在一些从事转基因研究的人员看来，与日俱增的“反转”呼声确实对转基因科研产生了影响。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公开表示，2013年，中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经费缩减至4亿元，高峰期曾有20亿元。

    对于转基因专项经费的大幅削减，上海市农科院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副研究员叶水烽深有体会。他说，中心参与华中农大抗虫水稻的课题，经费只有400万元，还是几个单位联合申报才批下来的，现在中心自己做的课题已经没有转基因专项经费支持了。

    转基因技术确能大幅提高农业效益

    但转基因技术能大幅提高农业效益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价值高达157亿美元。中国700多万小农户继续受益于转基因作物，中国农民自1996年引入转基因技术以来获益162亿美元。

    “国家提出加强转基因技术研究恰逢其时，也坚定了我们科研工作者的信心。”叶水烽说，近年来，国内转基因领域已经很少有重大科研突破，如果我们的技术停滞不前，就会受制于别国，对于我国种业、粮食等方面的战略安全是很不利的。

    链接

    中央一号文件九年六提转基因

    2007年首提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

    2008年强调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

    2009年和2010年提出要加快推进转基因科技重大专项，培育新品种产业化

    2012年强调进一步实施重大专项，提出了“分子育种”这一与转基因相近的说法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

    声音

    官方

    海南省农业厅厅长江华安认为，社会上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很大层面上是科学普及不到位造成的。

    近日，农业部下发通知，对我国未批准进口用做加工原料、未批准在国内进行商业化种植，市场上并不存在该转基因作物及其加工品的，禁止使用非转基因广告词。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毕美家曾表示：“像花生油这种国内并无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作物加工产品，打上非转基因标识，在误导消费者的同时，也加剧了行业恶性竞争。”

    专家

    农业政策专家、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程同顺等人士认为，应该在全社会展开转基因知识的普及和讨论，使群众对转基因农产品有所认识和辨别，要公开化，多讨论，科学家不能替老百姓做决定，讨论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张翔认为，转基因食品的推广和销售要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公开和尊重消费者选择权的基础上，杜绝“打擦边球“、对转基因事实语焉不详的情况发生。

    观察

    抓住新常态下新机遇

    ——中央农办负责人谈一号文件热点问题

    中央农办有关负责人3日回应了一号文件的相关热点问题。

    农产品进口管理将更严

    陈锡文说，去年春播开始，有的地方就反映原有库存已满的问题。由于农产品国内价格比国际价格高，加工企业更愿意使用进口粮食，导致国内库存不断攀升。

    另一方面，我国对一些重要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制度，关税配额之内进口是低关税，超过配额的实行高关税。过去一些地方执行得不严，走私情况不少。今后将更加严格管理，也减少对国内供给的冲击。

    陈锡文表示，将在去年对新疆棉花和东北、内蒙古大豆实行目标价格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让市场在价格形成中起主要作用，让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

    “三块地”改革试点方案在落实

    韩俊表示，去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农村改革是重头戏。一系列农村改革举措、试点相继出台，如关于引导承包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关于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的试点，特别是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供销社改革、国有林区和林场改革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今年要把已部署的改革抓紧落实。

    “一号文件还提出一些新的改革举措。”韩俊说，如关于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两权抵押贷款的试点，方案正在讨论；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文件提出要有指导性意见；文件提到农垦改革；特别提到要扩大以村民小组作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

    韩俊强调，中央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即“三块地”的改革试点方案有关部门已经牵头落实。必须明确的是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还有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还是试点，试点任务到2017年完成。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央确立“三条底线”：公有制性质不能改变、耕地红线不能破、农民权益不能受损。

    抓住新常态下新机遇

    ——中央农办负责人谈一号文件热点问题

    本栏文字均据新华社2月3日电